“问责”一词，在现今生活中早已受到广泛关注，逐步从陌生走向司空见惯。这个词本身是个舶来品，然而问责的思想不独为当下仅有，引咎辞职、军法从事在中国古代就是常见的问责形式。在2500年前的先秦时期，司徒、司空作为西周时期的总理级或省部级高官，在《周礼》、《尚书》中就留下了相应的问责内容。

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第五条规定,“问责对象是党组织、党的领导干部，重点是党委(党组)、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员、纪委、纪委派驻(派出)机构及其领导成员。”由此可见，问责聚焦的对象是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，重点是党委(党组)、党的工作部门、纪委(纪检组)的领导成员等“关键少数”。

中国历史上关于紧抓“关键少数”实现领导问责的典故，莫过于三国时期曹操的“割发代首”。建安三年，曹操在发兵宛城时规定：“大小将校，凡过麦田，但有践踏者，并皆斩首。”然而，曹操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，执法官对照《春秋》认为不能处罚尊贵的人。曹操认为：违反了法令，即便是全军统帅，也应受到处罚。他拿起剑割发代首，传示三军：“丞相踏麦，本当斩首号令，今割发以代。”于是三军悚然，无不懔遵军令。

一千八百年前曹操“割发代首”的故事，是作为领导人追责问责的模范典故流传至今的。往事越千年，历史的烟尘虽然湮没了枭雄，但现代问责体系的大树却在古代问责制度的幼芽上成长起来。当然在现今看来“割发代首”还不是那么公正，但其朴素的追责问责思想，在那个时代尤显难能可贵且更可为今日所鉴。

在如今的领导干部问责的具体实践中，有的地方和单位在问责时偏离了正确的轨道，存在问责对象定位不准确的问题。有的问小不问大，让一般干部代替领导干部担责；有的把问责对象扩大化，让所有干部一起担责来逃避责任。这些现象严重削弱了问责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打击了干部担当干事的积极性。

以史为鉴，实现精准问责，要将目标聚焦在“关键少数”上。开展问责必须紧紧抓住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，特别是紧紧扭住第一责任人这个“牛鼻子”。问责的板子只有打准了，才能更好地促进尽责，以问责唤醒干部的责任意识，起到“问责一人，警醒一片”的效果。